美国大选之后的民意分裂与信任危机
12月7日，美国国防部透露称，当选总统拜登的过渡团队于7日听取五角大楼情报机构的简报。自11月23日，美国总务署向拜登团队告知可正式启动交接程序以来，相关交接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在出现大量的投票争议与相关诉讼之后，2020年美国大选终于尘埃落定——美国最高行政权力和平交接的传统得以延续，令不少外界观察者担忧的“宪政危机”并未出现。然而，本次大选仍然集中暴露了美国选举进程中的“老问题”和“新麻烦”，凸显了其体制自身的脆弱性。
围绕邮寄投票可信性的争议表明，部分选民对于选举公正性产生了严重怀疑。美式选举民主能否正常运转首先依赖于选民对于投票机制的信任。多个州负责组织选举的部门在本次大选前后都表示，邮寄投票有十分严格的程序保障，系统性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大选后在各州提起的选票舞弊诉讼也没有得到相关法院的支持。然而，反对者们并不认可选务部门的表态与法院的裁决。尤其在少数政治人物的恶意诱导之下，反对者们仍在执着地按照自己深信不疑的阴谋论逻辑寻找选举不公的蛛丝马迹。有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选民并没有因为大选结束而降低对立情绪。对于选举公正性的质疑进一步撕裂了已然政治极化严重的美国社会。
美国现行选举制度缺乏争端解决机制，司法裁判耗时费力且正当性不足。美式选举民主得以正常运转的第二个条件是需要参选者有“君子之风”，承诺和平交接权力。然而现行制度并未对一旦参选双方都不认输应如何处理进行规范。如此巨大的漏洞在本次大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外界之所以忧虑在美国可能出现“宪政危机”的由来。在实践中，选举争议大多交由全国不同层级的法院进行裁判，例如2000年大选的计票争议即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小布什的裁决。本次大选投票结束后，特朗普阵营不断提起选举诉讼以维持其支持者的热情与想象。在美国现行法律体系下，法院裁判是一个极为漫长烦琐的过程，在处理具有紧迫性的权力交接问题上明显力有不逮，而通过司法方式解决政治争议本身亦存在正当性不足之虞：裁决既可能对失利方“不公”，对获胜方的执政根基也多有损害。
美国的选举是一个融合了州与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复杂体系，政治介入广泛存在且极易引发信任危机。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州和地方议会的议员，以及直接负责选举事务的州务卿等政务官都不同程度地在选举中渗入了党派政治色彩。以国会选举为例，州政府在如何划分选区的问题上往往绞尽脑汁，其目的就在于利用执政之便确保所属政党在选区划分中占据上风。在美国历史上，个别州曾出现过为了拼凑优势选民而设计出台各种奇形怪状选区的恶劣先例。无法排除选举进程中的政治干扰是选民对体制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不同于选区划分等有较大政治操作空间的问题，投票-计票系统是事关选举公正性的关键环节，也被认为是党派色彩最少的纯技术领域，因此通常具有较高的公信力。然而，广泛的政治介入导致本次大选投票-计票系统被认为存在人为操纵的嫌疑，美国选举制度的整体信用也因之遭受了严重打击。
事实上，本次美国大选进一步颠覆了外界对于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一些基础性认知。成熟、稳定、具有高度韧性的美国社会形象在大选的折射下显现出了明显的裂隙，民主“灯塔”的招牌正在褪去其“光彩”。
一方面，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从政治精英蔓延至社会公众。两党精英的政治极化已经被大量实证研究所证明。然而，对于社会公众是否也存在极化倾向，学界讨论尚无共识。既有研究认为，在美国社会中占据主流的是大量的中间派温和选民。因此两党政治精英基于赢得社会多数选民支持的需要，其政策导向会相应地向中间立场靠拢，不至于过分激进。然而四年前的大选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界开始调整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本次大选中，选民投票热情空前高涨，两位候选人获得了美国大选史上排名前两位的普选票数。尽管两位候选人的内外政策大相径庭，但双方的普选得票数差距却并不悬殊。这一现象显示政治极化已经不再是美国精英的专属，公众中也出现了明显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典型性极化特征。公众的政治极化固然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而选举政治的推波助澜作用也不容小觑。在选举过程中，竞选双方频繁的“污名化”和“小动作”导致所有候选人的个人形象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伤，其政策主张的合理性与可信度也因此大打折扣。以胜选为目标的政治人物必须善于察觉和捕获社会中的趋势性变化，也善于有意识地出台更能吸引各自目标选民的政策主张，从而驱策已有立场分化趋向的公众进一步向极端化方向聚集。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韧性快速下降，软实力严重缩水。韧性是衡量一个国家抵御冲击能力的重要概念。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常年追踪亚太区域国家实力对比情况。在其每年发布的国家实力评估报告中，“韧性”是国家实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当中涉及国内制度稳定性、地缘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等一系列重要指标。多年来，美国因其民主制度表现“稳定可靠”而在该领域得分较高。其他围绕美国实力消长的评估也普遍考虑到了其民主制度的“自我修复”和“自我纠错”能力。这一类评估的思路同小约瑟夫·奈在论述美国“软实力”时的视角有异曲同工之效。然而本次大选反映出的却是美国的社会韧性正在持续下降。很明显，一个社会撕裂日趋严重的国家很难具备较强的抵御内外冲击的能力。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到种族冲突持续延烧，美国在大选年中的表现乏善可陈，其社会不稳定的一面较为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美国软实力的“劝服”和“吸引”功能正在随着其社会韧性的下降而快速减弱。
在美国新公民的入籍指导手册中，参与投票被称为公民最重要的权利与义务，是保证美国民主体制的核心要件。作为有200多年投票选举经验的西方大国，美国也自视其选举制度高度成熟、稳定，具有极强的公正性与透明度，是民主国家中的“典范”。然而纵观美国选举史可以发现，从美国建国之初选举权只限于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到当代使用各类“民主压制”手段排除少数族裔的投票资格，对选举的政治操纵随处可见，“民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从未消弭。
今天，美国选举制度正常运作的诸多前提条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带有极强殖民地时期烙印而又无法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缺陷显露无遗。如果美国的政治人物们对这一现实仍然没有清晰的认识，那么在极端分裂的政治现实面前，美国民主制度所谓的“自我修复”和“自我纠错”能力只会进一步沦为空谈。
（作者：黄海涛，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