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歧视：一个主义，多重面具
刘永涛
近年来，种族主义成为美国公众话语中日益常见的术语。自195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兴起以来，对该术语的理解、诠释和使用一直没有停止过。
今年5月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于警察暴力执法事件，成为美国长期积累的种族矛盾新一轮爆发的导火索。“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所引发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重新唤起人们对种族主义的关注。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种族主义问题一直缠绕着美国，成为难以根治的社会痼疾。主要原因在于，种族主义一直深嵌于美国各种制度及生活中，并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对美国社会和个人不断构成破坏性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反种族主义在美国更加任重道远。
三大表现形式
种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它相信不同种族或肤色可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特征及能力上的差异，相信一定的种族优于其他种族；它还是一种凭借种族或肤色判断而引发带有偏见或歧视倾向的言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在含义上有时可以交替使用。
依据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65）的定义，“种族歧视”乃是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需要注意的是，“优惠”同样被视为一种歧视行为。
在以种族等级观念为架构的社会里，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种族矛盾和冲突。换句话讲，就是处于特定社会等级的一类人群或个人，基于对种族和肤色的看法，对社会另一类人群或个人抱有歧视或贬低态度。前者通常拥有更多的社会权力及资源，并利用这些权力和资源，不断维护和强化着从“上”到“下”的种族偏见。
因此，有必要把种族主义放在盛行的社会及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理解。“个体性种族主义”和“结构性种族主义”被认为是两个主要形式。
对许多人而言，个体性种族主义是通常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即一个人因对方的种族或肤色而对其给予区别性对待，通常（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观念、言语、表情或举止等方式表现出来，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隔阂、排斥甚至怨恨。在美国，它发生在白人和少数族裔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少数族裔之间，即所谓的“横向式种族主义”。
结构性种族主义则主要嵌入在一定的制度或机构系统的实践中。其反映出的种族歧视由社会各种机构或制度安排造成，如企业、政府、学校、医院、法院等，有时也称为制度性或系统性歧视。主要表现为，通过一定的公共政策、部门作为、文化表现及其他规范准则，使特定种族人群始终处于不平等状况，往往还伴随着强制方式，比如带有歧视色彩的立法、居住隔离政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低下的受教育程度、不平等的经济机会等。
两种形式的种族主义造成的后果显然不同。前者的被歧视对象局限于个人或少数人；后者的受歧视对象则是大量人群。此外，前者易于被识别、察觉和纠正；后者更为隐蔽、更令人习以为常，也更难以纠正。
在这两种形式之外，还存在着一种隐性种族主义。当种族歧视被全球普遍视为需要根除的社会毒瘤，过去赤裸公开的种族歧视逐渐被内隐的种族歧视所替代。内隐性歧视可以是个体性的，也可以是结构性的，它不易被公众察觉，有时甚至在界定上模糊不清，看似不带种族色彩，实则不然。
美国式复杂现实
尽管1861年爆发的美国内战从根本上废除了蓄奴制，使这个国家从濒临分裂的状态回到统一，但种族问题依然存在并不断撕裂着美国社会。尽管有关黑奴和种族歧视的各种法律和观念已被废除，但它们的残余影响却延续至今。
更具挑战、更为顽固的则是结构性种族主义，它表现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诸多方面。历史上的《排华法案》、“哈纳佩佩大屠杀”、日裔美国人拘留营等，都是引发种族问题争议巨浪的典型案例。
对一些少数族裔而言，结构性种族主义仍无处不在，但部分白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它满足着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的既得利益，也因为其受害者往往生活在贫民窟、拘留所或监狱等“看不见”的地方。
相比以往，如今更多的少数族裔获得了不错的工作，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一些白人开始反思结构性种族主义，甚至为所谓“逆向种族主义”现象担忧——即各级政府为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福利及救济项目、开放边界、实施肯定性行动，这些优惠使得白人觉得自己在社会中受到了歧视。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国内种族问题恶化。
5月的“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引发了席卷全美乃至全世界的抗议怒火，不仅因为其画面残忍，也与其发生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之际不无关系。
一方面，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未能确保少数族裔在卫生、住房、教育和其他领域享有平等权利；另一方面，由于收入较低和债务较高，非裔及西班牙裔美国人的贫困最为严重，这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居住在拥挤的空间里，也不得不更多地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并因为工作接触到病毒。这导致他们在疫情中更难自我保护，造成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患病率和死亡率在种族层面亦存在巨大差异。
反种族歧视任重道远
种族问题为何在美国社会难以彻底根除？人们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原因清单。其中最为根本的，乃是种族主义深扎于美国政治文化制度中，且已内化为美国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第一，种族主义已内化于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美国是移民国家，由不同文化、语言、肤色的种族组成，但欧裔白人一直占这个国家全部人口的多数，在美国政治文化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
第二，在意识形态层面，种族主义在美国从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尽管有关黑奴及种族歧视的各种法律和观念已被废除，但陈旧过时的白人殖民意识和心理依然存在。“当代殖民者”的不同在于，远离战争和武器，转而通过文化、语言和教育等手段，使人们接受和认可“白人至上”观念。
这类符号权力使得少数族裔在潜意识里接受、忍受并适应他们在种族上处于从属、不平等地位的现实，进而产生自我身份和认知心理上的自卑感和沮丧感。对于一些少数族裔移民而言，加入美国“主流社会”意味着融入白人主导的社会。
第三，种族主义在美国往往被利用为政治工具。民权运动、“弗洛伊德之死风波”，背后都有着重要的政治驱动力。移民问题成为美国两党政治对立的重要议题，族群政治也成为近年来种族主义卷土重来的重要诱因。
随着美国人口结构改变，少数族裔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其中增长最快的人群之一是“混血族裔”。一个预测是，由于非白人婴儿出生率更高，白人占全国人口多数的情形可能不会长久，美国可能出现没有哪个族群能单独构成社会多数的情形。在美国国内族群政治和社会发展更趋多元化的同时，新风险也接踵而至，焦虑、恐惧和烦躁使得白人至上等论调再度甚嚣尘上。
显然，种族主义对反复叙述的两个核心“美国神话”提出了质疑。一个神话是“天定命运”，它强调美国的民主自由信念具有神圣属性；另一个神话是“美国梦”，它镌刻在外来移民的理想中，认为这个天选之国的未来是美好的，而且必将美好。
这两个神话被描绘成美国日常生活的现实，而且频繁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言语里。人们渴望生活在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里，然而在如今的美国，现实与理想仍相距遥远。
美国种族主义痼疾需要通过深刻的社会改革予以根治，尤其要从意识形态和社会行为两个方面入手，不仅关注个人层面的反种族主义，也应该关注整个社会层面的反种族主义。作为一种全球伦理价值，反种族主义需要所有人的积极参与和行动。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2020年12月9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