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大春
日前，小说家张大春“春夏秋冬”系列收官之战《南国之冬》出版。该作品历时十五年创作。
《南国之冬》由传说引入历史传奇，作者与众多电影人的交往、探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串起历史传说、奇闻逸事。张大春犹如“说书人”，重述大历史角落的小传奇，以戏剧化的文学笔触，持续追踪生命中细琐的真相，秉承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的血脉，加入现代小说叙事技巧。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波
随着《南国之冬》的出版，张大春的“春夏秋冬”系列小说终于完结：
《春灯公子》借诗来编故事，是单篇构起，又似话本；《战夏阳》用故事段子串起，是对史传重写；《一叶秋》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到宋元明清，贯穿上千年的历史。最后的《南国之冬》，故事不需要串场，“现代性”使得故事成为一体，每篇材料都完全被改写，变成了故事发生在古代的现代短篇。
广州日报：《四季书》的创作初衷是怎样的？
张大春：我们都知道，意大利非常知名的作家卡尔维诺，曾经做过一件我称之为“壮举”的事情，他到处去搜集意大利的民间故事，把它重新整理之后出版。我看了就心一动，触发了一个构想：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如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如果将这些作品里面有叙事特色、值得流传的篇章搜集起来，整理重写，用四种不同的形式架构在一起，不仅个人创作上是一个有趣的自我挑战，还应该有更广泛的文化意义。
这有一点像是在做中文圈里面的卡尔维诺，我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四本书，分别以春、夏、秋、冬寓藏于书名中。
广州日报：但这四本书跨越了15年的时间，是什么原因没有一气呵成？
张大春：我想用不同的方法把它结构起来。在《春灯公子》里，我就设了一个“春灯宴”，有那么一个公子通过诗酒之会，号召世人来说故事。把无关的故事通过一个有心之人结合起来。这大概是最简单的一种形式。
《战夏阳》有一些不一样的处置，在每一篇之间会用一种类似榫卯的方式，像接榫头一样地把文字勾搭起来，把不同方向的构件拼扣在榫子上，嵌合得牢固无比；
《一叶秋》，每一篇之间的榫子之外，还能把它拆出来，榫头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到《南国之冬》，我始终没有找到适当的或者说不一样的短篇集的新形式，于是后来我就停顿了。
广州日报：这种新形式后来怎样找到的？
张大春：是策划出版方华文天下的苗洪主编，他有一天提醒我说，你不是写过《这就是民国》系列，为什么不用那些素材来做做看？
我写《这就是民国》已经是多年前了，当时我在一个出版物连载专栏，每一期写一个近现代人物，背景就是晚清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专栏有一点特质，我当时写的时候动了一些手脚，把非常多细碎的、真实的材料跟完全虚构的材料绑在一起。
经苗洪一讲，我一下就被点醒了。这就是历史的另外一种叙述方法——就是戏剧的叙述方法。
广州日报：这种形式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张大春：如果你从头看下来，每一篇后面所增加的那些段落，就是旁白，比如我跟王家卫，我跟胡金铨，我跟藤井贤一，还有那几个老导演，这些文字其实都是在帮助这部“散碎”的短篇集子拥有一个明确的叙述主题：重述历史。就是把历史上的那些小掌故，零碎的文字记载，或真或假的传言，新闻报道，还有坊间一些据说是自传性质比较强的回忆录，把这些材料统统聚拢在一起，用做戏或者是拍电影这一种冲动去把它结构起来。
广州日报：您的文字里经常会使用一些生僻甚至在现代汉语中几乎已经消失的古代书面用语，这是有意为之吗？
张大春：在我40岁以前的作品里的确有这个现象，到了50岁以后，我已尽量让我的文字变得更简单一点。但是我不觉得是“生僻”，我反对被加上“生僻”两个字。即使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故意去用生僻的字。也许我用词的习惯的确跟别的作家不太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阿城、莫言三个人在三联书店聊天，当然是公开地跟读者见面的那种形式的聊天，阿城就跟莫言说，我使用的汉字太多，说看一下赵树理，写了一辈子的小说，使用的汉字没有超过五百个。
也许用最简单的字是一种典范，但是它绝对不是唯一。我不主张刻意用生僻的字，我也不承认我刻意用生僻的字。不过，如果用到了一般人不熟悉的字，我也只能说那是我选择之下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