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布雷达摄影节聚焦多元社会话题
每一种生命的姿态都很美
◎李婷婷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全世界人民都被套在了一个矛盾的时间和空间里逃不出去，生活瞬间变得单调乏味。然而，作为荷兰文化名城布雷达最具特色的城市名片以及荷比卢地区最大的国际摄影节，今年的第九届布雷达国际摄影节依然如期举办。从9月9日开幕直至10月25日结束，布雷达小城的教堂、广场、社区公园甚至停车场都成为展示摄影作品的开放空间，在今年这一特殊时刻，一幅幅定格的艺术作品温暖和疗愈着观众的心。
布雷达摄影节今年的主题是“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来自于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所著的《双城记》开篇。摄影节策展人Geert Van Eyck认为：“这句话正好可以用来形容当今世界存在的很多社会热点问题，比如社会平等、种族主义、同性恋文化、女权主义、全球气候变暖、经济和政治变化等等。这些热点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但是什么是积极的，什么是消极的，取决于每个人的观点。”
在国际摄影界小有名气的布雷达摄影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摄影作品展，它更侧重于展示当代世界摄影艺术的丰富生态，并聚焦多元性国际社会话题，以原创的摄影作品展示和讨论当今社会的各种现象，既有温暖人心的故事，也不乏对社会现象的尖锐批评。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次布雷达摄影节的展馆遍布全城，200人左右的工作团队全部由荷兰当地的老百姓志愿者组成。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不仅深度参与和守护着摄影节，也用荷兰的包容文化为摄影节提供了自由开放的艺术氛围。
旧邮电大楼、教堂和停车场被先锋艺术装点
“想象中国”特展在跨文化语境下呈现“中国形象”
荷兰社会最普通的人群都是摄影师镜头下的模特
布雷达小城的大街小巷都是展馆
考虑到新冠疫情，今年的布雷达摄影节不得不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调整，取消了所有的室内讲座和研讨类活动，只保留了艺术作品的展览。这些作品根据主题和材质的不同被组委会分散开来放置在布雷达小城的不同区域，在大街小巷、社区公园、教堂，甚至停车场都能欣赏到丰富的摄影作品。
布雷达的老邮电大楼是其中的一个展览场地，这是一幢旧的建筑物，随着现代通信方式的不断革新，它渐渐被淘汰、闲置。房间被切割成很小的展览空间，里面依然能看到一些老旧设备的残留物。组委会在这一简陋的空间中，用图片把古旧空间与先锋艺术融为一体，阳光从侧面的窗户投射进来，洒在或大或小的空间里，产生了穿越时空的神秘美感。
艺术家劳伦斯·拉斯蒂在这里展示了她的系列“在伊朗没有同性恋”，这是伊朗总统穆罕默德·艾哈迈迪·内贾德2007年的一份声明——在伊朗，同性恋仍然遭受着很大的排斥。拉斯蒂通过她的作品描绘了那些为自己的身份而苦苦挣扎的人。在同一个展览场地，我们还能看到世界文化的另一面——一位比利时摄影师Seppe Vancraywinkel在这里展示了一群“成年男孩”的亚文化。
另一个重要的展馆在布雷达大教堂，主题命名为“想象中国”，试图在跨文化语境下反思“中国形象”的构建与摄影再现危机之间的关系。策展人Ruben Lundgren曾在中国生活15年，对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摄影非常熟悉，他与中国策展人何伊宁合作集结了20名中国摄影师，不遗余力地推广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品里有中国南方传统自梳女，有上海一处公园相亲角为子女寻觅结婚对象的父母，有沿着长城一路拍摄反映中国百姓生活状态的影像照片，也有成片的共享单车。Ruben认为，在当今的中国，智能支付、共享经济和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大部分人享受着科技为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资源分配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也愈加突出。“想象中国”群展梳理了过去十年间活跃在中国的摄影实践者的丰富作品，试图呈现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从而弥合中西方社会之间的认知鸿沟。
布雷达博物馆也是一个重要的展览场所，这里的展览主题为“模特的力量”。作为这个展馆的策展人，荷兰摄影家Jan Hoek认为，“在这最好与最坏的时代里，如果您真的想改变某些东西，那么就必须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它。”Jan Hoek将11个拥有不同身份标签的人作为拍摄对像，他将权力交给这些身份、性格、社会角色各不相同的模特，让他们决定自己想要被怎么样描绘。Mohan Verstegen是这些模特中的一个，他身材高大挺拔，在孩童时期被一对荷兰夫妇从印度领养来到荷兰。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最终成为一名军医。中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在荷兰社会，这本不是一件大事，然而他生活和工作在军队这个相对阳刚的世界里，歧视与偏见不可避免，因此他成为了一名同性恋活动家，为身处特殊环境下的同性恋群体发声。他想告诉大家，同性恋者依然可以阳刚。模特中还有一名唐氏综合征患者Bruin Parry，他喜欢舞蹈、摄影、绘画，将自己想象成他的偶像迈克尔·杰克逊(美国著名歌星)在歌唱并舞蹈。模特里还有为自己的肥胖身体而感到骄傲的乐天派女孩，有积极展示荷兰现代绿色农业的农民，他们不仅是摄影师镜头里的模特，更是荷兰社会最普通的人群。
在布雷达市中心广场和公园里漫步，还可以欣赏来自世界各国艺术家的摄影作品。奥地利摄影师Klaus Thymann和Simon Norfolk的作品里都是被当地人用帆布包裹起来的冰山，为了遮挡紫外线，延缓冰川融化的速度，人们不得不用最原始的手段保护家园。凄美的画面带来视觉冲击，提醒人们要直面全球气候变暖这个严峻的问题。广场上还有一组色彩鲜艳夺目的作品来自南非艺术家Mary Sibande，她既是小有名气的黑人设计师、雕塑家、摄影师和演员，同时还是一名人权平等的倡导者，在为南非黑人伸张权利的各种活动中不断做出努力。作品中她用自己制作的衣服与道具装扮成黑人奴仆，同时也用色彩明亮的画面展示黑人的多才多艺。广场中央还有生活在威尔士的波兰人Michal Iwanowski和摩洛哥青年M’hammedKilito用图片展示着他们各自的故事。
本届摄影展这种开放式的布展模式在疫情期间尽可能拉开参与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同时也将作品浸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这种结合情境、跨越时空的展览方式，让观众在不可知的疫情中仍然能感受到当下时代的多元与美好。
“整容肖像”展遭争议而被取消
足球评论员发表歧视言论而被取消电视节目
荷兰众议院自由党主席言语攻击荷兰外国人而被取消讲话
“整容肖像”风波折射荷兰“取消文化”
荷兰艺术家Erik Kessels将自己的作品安置在布雷达的一个滑板公园，把一些整容之后的女性肖像放大并铺设在整个滑道上。他认为这部作品在试图唤起一场关于女性自我接受的风潮，“整容手术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然而，这些手术可能会导致身体变形，自我的真实越来越模糊。”
展览开放后几天，反对的声音在网络上蔓延，有人指控Kessels煽动对妇女进行暴力，不尊重做过整容手术的人。第二天，该场馆耗费5万欧元搭建的所有装置迅速被撤销。艺术家Kessels公开道歉并表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冒犯任何人，但是我的做法可能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为此我表示歉意。在我看来，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是对话，我仍然相信这一点。”
这就是荷兰社会中经常发生的取消文化，它反映了快速处理矛盾和社会两极分化的方式。比如荷兰的著名足球评论员Johan Derksen在电视上发表带有歧视性的言论后，网络上迅速出现大量不同声音，于是电视台快速取消了他的所有节目。类似的事也曾发生在荷兰众议院自由党主席Geert Wilders身上，他曾对居住在荷兰的外国人发表过攻击性言论，这招致了不少的反对声音，电视台也因此取消了他的活动讲话。
200人的工作团队全由志愿者组成
15岁以上的荷兰人有一半以上从事过志愿活动
社区居民自发守护户外摄影展品
布雷达百姓默默守护和深度参与摄影节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布雷达摄影节200人左右的工作团队全部由志愿者组成，有工程人员、厨师，也有售票员、老师等，都是朴实的普通荷兰老百姓。
Tjeerd Knoop是一名退休人员，他已经参加了两届布雷达摄影节的志愿工作。上一届摄影节他曾担任讲解员的工作，而这届摄影节上，他的工作是搭建场馆，前后忙碌了13周。Johan Oudijk则是布雷达大学的一名教职员工，他的工作是在学校做策划。因为喜欢摄影，他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摄影节做管理工作，“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有一半是退休人员，有一半是有自己工作的。大家都不计较在这里做什么具体的工种，能做什么就尽量做，哪怕是体力活。我们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摄影展志愿者之间确实更像朋友间的合作，并没有上下级的概念，每个人对自己的志愿工作都非常认真。
其实，志愿服务是荷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荷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荷兰1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约有50%的人从事过某种志愿活动，这些活动内容广泛，包括教师、运动俱乐部教练、护士、厨师、司机、社会工作者、图书管理员、翻译、律师等。除了为这次摄影节服务，志愿者Tjeerd Knoop常年在布雷达的少年宫音乐沙龙义务设计并制作一些宣传海报，有时候也会为来咨询的家长或孩子做一些讲解。
任何一种文化艺术活动，受众都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专业的摄影艺术家之外，布雷达百姓对摄影节的热情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减少。在摄影节的各个场馆，常常可以看到矗立在作品前仔细端详的参观者，而且大部分人会穿戴整齐且正式。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重要的仪式，也是与艺术的近距离对话。
西装革履的Ron是一位70岁的退休老人，他在参观“想象中国”群展的时候用流利的中文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工作过很多年，一直很喜欢中国文化。这次中国馆的展览我是一定要来看看的，照片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吸引我，虽然有些艺术作品我不太懂，但是我尊重这些作品。”Ankie利用周末的时间特意和朋友一起来参观摄影节，她说：“我对这个摄影节感兴趣的原因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和故事，你会觉得每一种生命的姿态都很美。”
那些与展出作品共处一个社区的布雷达居民也在默默守护着身边这些艺术品。Dorry说：“我家旁边展出的那些作品都很美，我们社区所有的人都很喜欢，大家都觉得要好好保护它们。前些天有几个年轻的男孩准备在其中一幅图片上乱画，被我们大家发现后立即制止了。从那天之后，我们大家都特别注意去保护这些放置在户外的作品。”
“禁止歧视”列入荷兰宪法第一条
大部分荷兰人并不认为荷兰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
荷兰法律有灰色地带，但道德底线很清晰
从摄影节看包容的荷兰
除了汇聚最具创造性的当代摄影作品，布雷达摄影节一直聚焦于国际性社会话题，同性恋群体、人权活动家、环境保护倡导者、政治腐败的反对者等多元议题都有自由表达的空间。展出的作品不乏另类、尖锐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使摄影节更像一个展示社会性话题、讲述故事的媒介，而这种自由的氛围与荷兰的包容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所有荷兰人从很小的时候就被教育要重视和包容与自己不同的人，这种不同涵盖了个人性格、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和对事物的偏好。荷兰宪法第一条就是“禁止歧视”，将这一点写在宪法第一条，可见它的重要性。
荷兰是全球第一个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国家，同性恋者的权利在这里得到极大的保护，它不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在日常生活中，同性恋者也并非另类人群。对于每一个荷兰人来说，同性恋只是性取向不同而已。同性婚姻组成的家庭在荷兰比比皆是，他们相亲相爱，共同建设家庭，收养境遇不好的儿童。他(她)可能是你的邻居，也可能是你的同事；他们不用避讳，也无需感到痛苦。
荷兰法律中还有一条“禁止在公共场合以男性、女性划分人群”，这条法律旨在保护那些不能确定自己性别的人群。所以，你绝对不会在荷兰的火车站、飞机场广播里听到“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这样的称呼。
荷兰也是全球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支持者认为，比起让公民用吓人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给他们提供有尊严的死法更人性化。当然，安乐死有着相当严格的申请和执行过程。
荷兰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与美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这些移民国家相比，荷兰似乎并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事实上因为历史的原因，这里容纳着大量的土耳其、摩洛哥劳工的后裔，也有从曾经的殖民地苏里南和印度尼西亚而来的移民后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通过其他途径而来的外族。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在这里汇聚，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不言而喻。但是因为荷兰社会的包容，复杂的社会问题得到了较好的平衡。比如荷兰有很多教会学校，虽然接受来自教会的资金支持，但他们却明文规定，学校和任何老师都不可以向学生们宣传天主教的教义，至于学生自己信仰什么样的宗教完全是个人选择。作为一个地道的荷兰人，Ruud Adriaansen从小就生活在多元的文化中。他说：“我们荷兰人包容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宗教，相互尊重是必须的。我们也欢迎不同文化的到来与交流，当然来到这里的人也需要同时学会尊重‘不同’。”
基于荷兰社会的包容，很多人认为荷兰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其实大部分荷兰人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比如很多人以为大麻在荷兰合法，事实上在荷兰一切毒品都是禁止的，大麻并不是合法的。荷兰人Corne Zandbergen告诉笔者，荷兰的禁毒政策是“公共卫生”导向式的。“荷兰法律不仅对大麻的购买量有严格的规定，对开设大麻馆也有相当严格的审查机制。近些年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荷兰政府对大麻种植、生产与销售这个链条的管理趋于扼杀态势。对于大麻的容忍态度是为了保证吸食者每天使用大麻的质量(减少因掺假或混吸而引起的健康威胁)和剂量(每人每天不得超过5克)。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缓冲地带，大麻生意就会沦为地下非法交易，黑社会组织也将更加猖獗，大麻质量也很难得到控制。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经济利益的因素。”
笔者的另一位荷兰朋友Marco Jacobs说：“开放、红灯街和大麻合法化这些标签绝对不能代表荷兰文化。如果让我跟别人介绍荷兰，我会告诉他，荷兰是包容和具有创新精神的。我们法律上容忍一些灰色的东西，但我们的道德底线从来都是非常清晰的。”
透过布雷达摄影节，我们看到了荷兰文化的包容；从荷兰人对“包容”的诠释上，我们则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包容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