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马荣瑞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供图
近日，记者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获悉，2017年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队在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
考古发掘证实，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双墩文化时期，就有人类在禹会村遗址定居。至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禹会聚落规模剧增，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遗址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发现了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经国内权威专家研判，禹会村遗址新发现的城址系目前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龙山文化城址。同时，此次考古新发现也为“大禹治水”“禹会涂山”等古史传说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禹会村遗址向南俯瞰
禹会之地何处寻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古史传说记载，安徽蚌埠禹会区境内的涂山是大禹的治淮基地，是禹娶妻生启之地。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大禹带领民众“劈山导淮”，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禹会区禹会村，因“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历史传说而得名。涂山和荆山夹淮河而立，淮河蜿蜒其间形成了一个S形大弯，地貌景观独特。
古老的传说赋予禹会村遗址神秘的历史印记，其中生活在涂山周边的涂山氏扮演了重要角色。《吕氏春秋》记载：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也。禹墟在山西南，县即其地也。司马迁在《史记》中也高度评价禹会涂山是一次里程碑性的政治实践——“夏之兴以涂山”(《史记·外戚世家》)。如今，禹会村中仍流传着“禹陈岗”“禹会古台”“禹帝行祠”和“禹帝庙”等旧称。
然而，历史记忆并不总对应历史真相。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关于涂山具体地理位置出现大量分歧与争论。汉代时期，出现大禹生于四川汶川一带的传说，唐代时期，称涂山的地方有四处之多，且争论不断：“一者会稽(浙江绍兴)，二者渝州(重庆)，三者濠州(寿春东北)，四者宣州(安徽当涂)”。唐宋之后，“禹会涂山”的具体地点成为困扰史家的千年疑团，为世人所不识。
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陶器标本
宏大城址露真容
2017年以来，经考古工作者的认真调查研究、细致勘探发掘，禹会村遗址的聚落形态、历史演变脉络逐渐清晰，特别是大型龙山文化城址被揭示出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队领队张东博士介绍，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南部的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发现了大型城址。目前的考古工作显示，2007年至2010年禹会村发现的大型礼仪性建筑“祭祀台”为龙山文化城址东北角的一部分。“祭祀台”与2017年发现的两段台基以及若干解剖点构成了闭合城垣。其中，西城垣和南城垣被淮河侵蚀，北城垣现存长度约300米，东城垣现存长度约600米，根据城墙走向推测城址原有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禹会村新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布设探沟进行解剖，解剖区域主要围绕城址东北角展开。考古学者发现，东、北城垣堆积结构相近。人们利用较高的自然地势逐层堆筑城墙基础，城垣内外两侧取土形成了低洼的壕沟。基础大致完工后铺垫了较为纯净的灰白色土，局部较为纯净，灰白色土面上发现有碎陶片、烧土和炭屑分布，推测该层面上有人类活动。在此之后城垣又经过数次堆筑增高，城墙内侧有人类居住，内城壕黑色淤土内发现了大量损毁的陶器。北城墙还发现向北拓宽的现象，覆盖了早期的外壕沟。
通过揭露遗址南部龙山文化核心区东、北两段城垣，考古工作者进一步确认了龙山文化城址的存在。勘探调查显示，龙山文化城址外围还断续分布有龙山文化同时期的文化层和遗迹，随着考古工作继续开展，传说中涂山氏族群的神秘面纱正徐徐揭开。
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陶器标本
丰富遗存蕴含重要信息
2017年以来，通过新一阶段的考古发掘，经综合对比分析，考古学者对禹会村遗址的时间跨度以及空间范围产生了全新认识。
在禹会村遗址北部，考古工作者普遍发现了双墩文化时期居址，临近区域发现有大量的窖穴，房址内没有发现居住面，根据残存柱洞排列，推测为浅地穴式建筑或低矮的干栏式建筑。居址北部为双墩文化时期的陶片兽骨铺垫层，文化层中包含大量的陶片、兽骨和日用工具。考古队员还在遗址北部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房址一处(仅保留南部墙基槽部分)，局部区域还发现少量龙山文化早期灰坑和灰沟，出土的常见器物组合为罐形鼎、袋足鬶、圈足盘、大口尊和高柄杯等，考古学者结合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判断，该区域相对年代可早至大汶口文化末期。
综合分析判断，禹会村遗址的年代可上溯至距今7000年前的双墩文化时期，主要分布于遗址北部区域，聚落规模较小。龙山文化时期，禹会村遗址规模剧增，总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其核心区以南部新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为代表。这体现了龙山时代淮河中游地区人口加速增长和集中化的社会背景，同时是淮河流域史前城市化的反映。
此外，禹会村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将为古史传说时代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古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禹会诸侯’和‘禹娶涂山’的记载，背后反映了淮系族群早期发展的重要信息，而禹会村遗址所处的龙山时代恰恰是探索古史传说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关键时期。”张东说。
探索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案例
禹会村遗址自发掘以来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队多次组织专家到遗址现场考察、研讨，对发掘工作予以指导帮助。专家认为，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龙山文化城址，是探索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案例。目前的考古发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等重大课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2017年以来，禹会村遗址的发掘工作与之前的考古工作相互印证，廓清了遗址的性质、规模以及城址设施，发掘成果超出预想，达成阶段性学术目的。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是区域性中心、都邑性遗址，是目前已发现淮河流域同时期范围最大城址，考虑到其所处地理位置，城址所在可能为涂山氏族群所有。王巍表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夏王朝建立初期以及成立前的重要遗址材料欠缺，而禹会遗址年代接近于夏王朝建立前期，填补了这一阶段的空白。同时，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也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促进考古研究的范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随着2020年“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的考古工作成果斐然，极大丰富了禹会村遗址的内涵。通过考证研讨，进一步明确了禹会村遗址在淮河流域古代文明进程以及华夏文明多元一体化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推动了夏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建议，禹会村遗址的相关考古工作要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共同研究，要以聚落考古的思想思路，在大的文化视野下思考未来的考古工作。赵辉建议，对于禹会遗址下一步田野工作，应围绕已发现的城垣主体堆积展开，厘清堆积中“白土面”以及增筑墙体的情况；同时探明聚落情况，厘清禹会村遗址中18万平方米龙山文化城址与200万平方米范围遗址的关系。
2006年至2011年考古发现的祭祀遗迹
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认为，此次发掘结果让禹会村遗址的整个文化内涵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新出土的大量双墩文化时期陶器以及丰富的大汶口阶段遗存证明禹会村遗址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鉴于禹会村遗址仅残存部分就有200万平方米，栾丰实建议，应扩大禹会村遗址外围勘探范围，不能排除发现其他更大建筑设施的可能性。
据了解，由于禹会村遗址大部分区域被现代村庄占压，严重影响考古工作全面开展。专家建议，下一步考古工作应借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契机，首先揭示龙山文化城址的地下埋藏状况，通过城垣、城门和壕沟水系等结构信息初步厘清城址的布局，重点解决城址的始建、使用和废弃年代。而后，选择城址外围遗迹的发掘揭示整个聚落的有机联系。在发掘过程中加强多学科合作，尽可能充分提取聚落生活的其他信息，同时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科学、系统的基础信息。
龙山文化城址东城垣内壕沟出土的陶器标本
禹会村遗址15年考古接力
1985年
禹会村遗址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被首次发现。2005年，禹会村科学考古工作正式发端，至今已历时15年，经历两代考古人。禹会村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备受王巍关注，在他的主张下，禹会村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项目，成为探索江淮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支点。
2007年至201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先后组织了五次规模较大的考古发掘，主要揭示了一处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大型礼仪式建筑，该建筑西侧发现一条“祭祀沟”，沟内填埋大量陶器(低温陶为主)，以及一条铺垫白土的道路通向西南区域，该区域发现大量填埋陶器的“祭祀坑”，以及功能不明的圆圈遗迹，临时性的“工棚建筑”(浅基槽)间杂其中。
2015年
为揭示整个遗址的聚落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勘探工作。勘探调查显示，禹会村龙山文化聚落形态比以往的认知更为复杂，大型礼仪建筑所在的南部区域仅仅是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
2017年
为配合206国道拓宽改造工程，考古工作者对禹会村遗址展开针对性考古发掘，为揭示整个遗址的聚落结构提供了契机。
2020年
为响应“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启动，考古工作者对龙山文化城址的城垣进行了解剖发掘。考古发掘工作显示，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是淮河沿岸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市化发展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