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海超总想回到3000多年前。
当他不再是四川大学考古队在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带队老师，所置身的考古大棚消失，沧海桑田，消弭复原。身处灿烂的古蜀国，他或许是那正在主持仪式的大祭司，风从旷野呼啸而来，那些长久以来令他兴奋又沮丧的疑问，此刻终于有了答案。“我们这里的人，谁又没想过回到3000多年前呢？”27岁的许丹阳也想回到古蜀国，这位参与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的4号坑“坑长”，笑起来有两个深深酒窝。他曾长久凝视过被自己亲手挖掘出的铜扭头跪坐人像：国字脸、颧骨突出、剑眉、杏仁眼，“这是否就是千年前的古蜀人？”
——这就是三星堆，好奇心再重，都能超越你想象的三星堆。
从2020年9月6日启动新一轮考古发掘至今，6座新发现“祭祀坑”里已经出土编号文物11000余件。这个5月，四川广汉鸭子河南畔，三星堆考古大棚内一片宁静。几百米外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已破土动工，出土于3号“祭祀坑”的铜神兽首次与观众见面。而黎海超、许丹阳和伙伴们，更享受在祭祀坑内一待一整天的时光，泥土和器物就在眼前，谁也无法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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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川结缘
黎海超长久凝视着眼前的祭祀坑，他清楚，“现在的挖掘只是冰山一角，需要一代代考古人延续，会有更多惊喜，未完待续。”
乍一看，黎海超是位严肃的学者。他是内蒙古人，身材高大，不苟言笑，即使在尘土飞扬的考古现场，衬衣也永远干净熨帖。作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他几乎是沿着一条最纯粹和理想主义的道路抵达三星堆。“好像之前人生的所有选择，都是为了成全这一刻。”黎海超细数，青年时，他进入武汉大学历史基地班，在大二选专业时一头扎进考古，一路读到博士，27岁被聘任至四川大学，此前，他从未到过四川。在他来川后不久，四川就正式印发《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制定了“2025年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体系”等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三星堆对祭祀区重启勘探，一举新发现6座祭祀坑。“梦幻”，成为了他对于自己和三星堆相遇的概括。
此次重新发掘中，黎海超是5号、6号、7号祭祀坑的“坑长”。他会用家长的口吻评价自己负责的几个“坑”，“5号坑虽然最小，但是从最开始就一直在刷新我们的认知，里面器物的细碎程度，组合的复杂关系，几乎是所有坑里最复杂的。”还有6号、7号坑，“6号坑以打破的关系出现在7号坑的西北角，两个坑形成时间有先后，坑上有坑，发掘难度很大。”
几个坑没一个“省心”，但每一个都让他欣喜。
在5号坑，发掘到一小块隐藏在土中的金箔片，毫不起眼。越清理越大，感觉应该是一件大东西，接着，露出了一个类似耳朵的轮廓，“我们恍然大悟，是个金面具！”渐渐地，当泥土一点点被拨开，半张黄金面具，惊艳世人，“这是整个重新发掘以来第一件重要的文物。”
“当时那种兴奋真的没法用语言形容。”黎海超的思绪随之奔涌——挖6号坑的故人是否知道下面还有7号坑的存在，那个摆放规整的木箱，碳化得厉害，箱子里有丝绸，文字是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
事实上，三星堆的发掘早已变成一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接力。在同时展开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新探索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了以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为代表的国内39家科研机构、院校共同参与。
黎海超长久凝视着眼前的祭祀坑，他清楚，“现在的挖掘只是冰山一角，需要一代代考古人延续，会有更多惊喜，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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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神时刻
“那是3000多年来，大面具被现代人看见的第一眼，我看到了。”霍嘉兴是来自川大的研究生，这一幕让他坚定了自己继续在考古专业走下去的决心。
事实上，对于整个中国考古界而言，三星堆的新一轮考古发掘，从最初就承载着代表21世纪中国考古最高水平的期待。“这里汇集了中国考古几代人。”许丹阳当年以全市第二名的高考成绩考进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三星堆考古大棚内，他几乎能遇到自己师门内的所有人。
作为最年轻的“坑长”，许丹阳最怕别人说他是天才。毕业后，他来到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做了助理馆员。
三星堆新一轮发掘，是他深度参与的第一个大型考古项目，成长也是无声无息的。两年来，他记住了伙伴们在面对文明和历史时天然的敬畏，在保护本能下更强调的团队默契，记住了每一次文物提取中的屏住呼吸、慎之又慎……
2021年6月23日，青铜大面具正式提取。到了提取时刻，所有发掘舱的工作人员、媒体、纪录片拍摄团队都挤到3号坑，原本抑制不住激动的小声讨论，随着机械缓缓而上，逐渐安静，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直到它被成功装进文物箱的那一刻，现场爆发出掌声。
这是属于许丹阳的凝神时刻，也是被很多年轻考古人铭记的一刻。“那是3000多年来，大面具被现代人看见的第一眼，我看到了。”霍嘉兴是来自川大的研究生，这一幕让他坚定了自己继续在考古专业走下去的决心。
面对如此瑰丽宏大的历史，那时风动，此时心动。这样的凝神时刻，在每个“祭祀坑”发掘现场，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人都能讲述出来很多。年轻的考古队员用开“盲盒”来形容每天的心情，于他们而言，“三星堆考古人”的共同标签，足够让他们跨越地域和专业，惺惺相惜。
有序、敬畏和传承，流淌在2000平方米的考古大棚内。曾经，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来此参观后，站在考古大棚外感叹：“深深被四川考古界、文博界，那样开放、包容的心态与气派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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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之外
黎海超觉得，人们对三星堆的热情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一个个体的人需要有记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一样的。”
开放和包容还在考古之外。
三星堆就如同奔跑于古蜀文明中的少年，张扬热烈。在网络上，三星堆博物馆有超过400万粉丝。网友才浅亲身实践，用一块500克的黄金仿制了5号坑出土的金面具。几个月后，他再次仿制了1986年1号坑发掘的长1.4米的三星堆金杖。
人人都爱三星堆，让这群考古人有点始料未及。自诩是“桃花源中人”的许丹阳，第一次有了被媒体群访的经历，“诚惶诚恐的。”
黎海超的感受更直观，由于三星堆“上新”带起了周边房价上涨，考古队在广汉的房东要趁热卖房。于是，他带着队员抽空搬家，一边将被子抱进车，一边感叹，“第一次感受到考古项目对地方的影响。”
黎海超觉得，人们对三星堆的热情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一个个体的人需要有记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一样的。”也因此，当三星堆的意义已经延展至公众考古后，这帮习惯沉默的考古人开始走到人前。
在四川，从高校到研究院所，关于三星堆考古的科普讲座早已在线上线下开设了数百场，听众从稚子到老者，内容也从三星堆的辟谣，到古蜀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之间的联系，乃至科学考古的介绍。
这样的讲座对黎海超的改变是悄然的。从前，他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在意个人生活和工作的边界。如今，他会在高中生的讲座上，认真解释行规，“你做了考古，就不能沾手和文物买卖相关的事。”也会在讲座后，面对要求留下联系方式的学生来者不拒，再匆匆赶回挖掘现场。
类似的，还有许丹阳。他大概算了下，从三星堆启动新一轮发掘以来，自己参加了100多次公众考古活动。他总是会充满喜悦去分享，也会面对质问，“没发现文字我也很无奈呀。何况，文字是很重要，但考古工作本就不依赖文字，更不代表没有文字，我们对古蜀国的了解就停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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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获幸福
这个夏天，叶攀就要成为公务员，霍嘉兴计划继续深造，黎海超已经将自己未来20年内的研究方向都转向了三星堆……他们都在认真成为幸福的人。
了解当然不会停滞，考古人的梦想正在传承。
最近，一位研究生告诉黎海超，好像终于摸到了一点考古的“门”。
因为是跨专业考研，这位基础相对薄弱的同学，在研一伊始迷茫焦虑。黎海超将她带到三星堆，让她在一点点的挖掘中找到兴趣，再慢慢拓展成研究方向，这个过程，也叫做“入门”。
“所以，能够到三星堆工作，我和同学们都很幸运。”从参与发掘至今，四川大学考古队已经轮换了近70名学生现场参与，从前考古专业招生需要调剂，这几年却是第一志愿就能招满。
“在现场，人与历史相互凝视，遍地细节都是课题。”黎海超几乎预见到了，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将会有很多本科、研究生、博士的毕业论文从三星堆考古现场“打捞”起，“这极大提高了学生的论文质量，和对行业的认知。”
但另一方面，他从不对学生灌输要成为考古学家，“做幸福的人，这是最大的前提。”
而立之年的霍嘉兴正在准备考博。本科是金融专业的他，在毕业工作几年后，重新辞职备考。在四川大学的考古团队里，他的年纪比同学们都要大，但他总是很开心，开心地趴在平台上清理器物，“亲手捧起一块金子、一块玉，能够感受历史的厚重感”；开心地做团队的司机，“都是女同学，我要担负起接送任务”，他认为青春就是用来试错的，如今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自然做什么都是欢喜。
霍嘉兴的师弟，今年毕业的叶攀已经考取了德阳市的公务员。毕业前3个月，他抓紧时间争取到来三星堆考古现场参与发掘的机会，这是他送给自己的毕业礼物，“或许以后不会在考古挖掘现场，但我从事的还是文旅领域，我会用另一种方式守护三星堆。”
守护的范畴可以无限扩大。于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而言，眼下三星堆考古人的挑战是，“我们要考虑以后做怎样的研究，要怎么讲故事，才能让公众真正体会到中华文明是多么伟大。”
面对时代的命题，每个人都在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个夏天，叶攀就要成为公务员，霍嘉兴计划继续深造，黎海超已经将自己未来20年内的研究方向都转向了三星堆……他们都在认真成为幸福的人。
只有三星堆，祭祀区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作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永远年轻，永远等待着被揭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戴竺芯实习生满奕廷摄影李佳雨梁家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