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翻身仗”“种业振兴”，近年来，种子被中国官方多次提及，一时间成为国内“顶流”。中国为何提出“种业振兴”？又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宋敏向记者表示，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种子，种子是决定作物产量的内因，肥料、水土等都是外因，能不能增产、品质好不好，最终是靠种子这个内因决定的。
“中国农业发展的环境容量刚性约束越来越强，耕地面积受到限制、土壤退化，通过其他方式提高农业产能的潜力已经越来越小。统计显示，当前粮食增产良种的贡献率已经达到45%，未来提高农业产量的根本出路和核心就是种子。”宋敏说。
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邓光联表示，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等，都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不确定性，此外，中国国内也面临着农业结构调整、自然灾害天气频发等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确保粮食安全首先要依靠种业，高层提出‘种业振兴’正是基于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考量。”
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近年来中国种业不断取得发展功不可没。目前，中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
中国高度重视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是种质资源大国，目前农作物种质资源达52万份，仅次于美国的55万份，位居世界第二位，尤其主粮种子基本上都是“中国种”，水稻、小麦的育种水平、产量水平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
不过，中国种业稳步增强的背后也有挑战。
“要看到中国种业也存在短板，比如，玉米、大豆的单产相比于美国仍然较低，很多种质资源没有优势，大豆、玉米、高端蔬菜、糖料作物、肉类等种质还依靠国外。”邓光联说。
在宋敏看来，中国种业的最突出问题是创新效率不够高，虽然种子品种数量很多，但缺乏最基础、最顶层、最原始的、像杂交水稻一样的创新品种。
“当前中国种业发展处于规模发展徘徊期、效益增长低谷期、社会投资缓慢期、突破发展瓶颈期、重组分化转型期、扩大开放考验期。”邓光联表示，中国种子企业“小、散”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改变，目前中国种子企业有6000多家，行业集中度不高，育种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强，更多是低水平的重复，难以形成突破性品种。
据统计，在中国6000多家种子企业之中，仅有不到100家具有研发能力。
“解决种业‘卡脖子’的问题并非朝夕之功，解决创新活力问题，就要建立起有利于高效创新的机制，调动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其中，育种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依靠科研单位，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鼓励企业投入，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宋敏说。
近年来，中国加快了“种业振兴”的步伐。2021年，中国颁布《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将种源安全明确为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要全面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大力推进种业创新攻关，扶持优势种业企业发展，提升种业基地建设水平，严厉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2022年3月，中国正式施行新《种子法》，新法律打击假冒伪劣种子，鼓励中国种业向国际标准靠拢，进行高标准创新。
同时，中国在做大做强种子企业上也加快布局。2017年，中国化工集团正式收购跨国种子企业先正达。宋敏表示，通过收购，先正达的种子创新成果、先进经验模式将在中国本土化，对提高中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被喻为“中国种业硅谷”的南繁基地也在种业科研领域不断深耕，不断解锁中国实现“种业振兴”的密码。
宋敏表示，南繁基地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能够提高种子创新效率，对中国的种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中国90%的新品种都会在南繁进行选育。近年来，南繁基地还进行了更多创新，比如在崖州湾建立的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便利化措施，形成了国内外繁殖资料的流动机制，丰富中国种质资源。“南繁基地带动了育种家、科研院所、企业和相关资源的汇聚，有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创新效率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