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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故乡是一场无法完成的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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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1 12:24:59
面对故乡,
我唯一的办法是用微不足道的文字来偿还,
即使注定无法还清,
我也无从落叶归根。

微信图片_20220121093301.jpg ▲袁凌

袁凌,生于陕西平利县,单向街2019年度青年作家,新京报·腾讯2017年度特别致敬青年作家,2015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世界》《寂静的孩子》《生死课》等书,发表长篇小说《记忆之城》等,作品入选三届《收获》文学排行榜、两届豆瓣年度作品、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十大好书等。

上个月我回了一趟老家,参加三舅娘的葬礼。

虽然是疫情期间,很多人出门打工也没回来,人依旧不少,也算热热闹闹。三舅娘活了将近八十岁,比我的母亲去世晚了三十几年,也算喜丧了,我的心情却始终有些沉重。

其实从这年开头,我就知道三舅娘的日子不长了。或者说还要早,在她最终离开筲箕凹的时候。一旦离开那个山村,到了广佛镇上,她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失去了所有的活气。春节回乡,我在汉表哥的楼房里见到她的时候,她恹恹地歪在电炉子旁的沙发上,勉勉强强地认出了我,也懒于询问我的近况,对于大家的聊天完全置身事外。当时我感到,我认识的三舅娘已经死去了,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摆脱这个躯壳。我知道,她不会拖过这一年。果然她在九月份摔伤了腿,在床上拖拖拉拉了两个来月,就迎来了最终的结局。

大家似乎也在等待着这一天,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样子。丧礼上没有一个人掉眼泪,烧纸也不殷勤,转灵的人到半夜不剩两个。第二天送棺材上筲箕凹安葬,五个子女各忙各的,到了筲箕凹没人放鞭炮,落土时发现连火纸线香都忘了带,不得不临时联系人再从广佛镇买了捎上去。我感到这场葬礼有些不得体,和小时候那些虽然寒俭却隆重的丧事不一样。

随着三舅娘的逝去,我感到和故乡的血脉联系又断了一根,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根。我们两家挨着,堂屋共用一面土墙。小时候,三舅娘拿自家的窝窝头给我们吃,那时我家一年到头吃不上干饭,只有玉米糊糊掺洋芋。三舅娘和母亲的关系最亲近,有最多的话讲。当所有人在城镇化搬迁中渐次离开山村,包括年纪更大的大舅、大舅娘和二舅娘,山村空了下来,她成了最后一个留守的人。

“街上哪里有空气唦”。她说。

三舅娘是一位语言大师。她的方言灵机百变又带有某种幽默,古经轶事层出不穷。这被乡下人认为是一张“侉侉嘴”。但三舅娘也是一位劳动大师,她种黄瓜是一绝,比得上叠床架屋的森林,秋天满园垂挂的金色黄瓜像是辉煌的宫殿。她种的包包菜有脸盆那么大。她和我母亲一样会养猪,动不动四五百斤,肥到被老鼠咬缺了耳朵也懒得起身。

留守的那些年,她拖着膝盖里像是有木块的腿干农活,养猪,照顾智障的孙子。每次被接到镇子上,待不了三五天她就急着回来。那些年,我回筲箕凹的目的之一是看三舅娘。她还在这里,意味着某种东西没有彻底消失。我屡次设想过回到筲箕凹,和三舅娘同住一年半载,和她一起干农活,听鸟叫,呼吸空气,听她说话,讲故事,记录下乡村的往昔。

直到三舅娘去世,这个想法始终没有实现,似乎是有很多比这有意义的事,但那些意义似乎又是捕风捉影。三舅娘去世了,我感到某种轻松,却又带着怅惘,我的生命又轻飘了一分。

这次我还见到了智障的昆娃子,跟随三舅娘一起搬到镇子上之后,他一直闹着要回来,一天到晚不说话,即使他路都开始走不稳,没有人认为他可以在山村独自活下去。但现在他回来了,独自住在搬空了的老屋里,扶着墙壁走路,凑合着弄自己的饭菜,奶奶回来落土使他心安。我想他一定会时常蹒跚地走过屋旁的坡地,去看望埋入土中的奶奶,两个乡村的留守者用沉默对话,说着已经失传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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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舅娘抱着孙女

在坎上的院子,二舅家的羊表弟回来搞农场,养土鸡、猪,种植魔芋。他厌倦了周而复始地出门打工,希望可以在生身之地养活自己与家庭。他的事业刚刚开头,前途未卜,在和我的交谈中,他一再希望通过我的某个朋友申请国家的魔芋种植项目补助。

我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有意书写故乡的人,最初的写作方向是希腊神话,唐诗,以及革命。2001年在重庆,我忽然想为故乡写点什么,既然我已经离开了这么久。忽然,我想到了写死亡。他们那些在矿难、饥荒和贫病中逝去的形象历历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个都还清晰。既然故乡将逝者的记忆保存得如此完好,既然乡亲们拥有的大多是卑微的人生,那么他们的死亡,虽然也同样卑微,好歹总是值得记上一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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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这部书稿,我感到与故乡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成了我最可靠的写作对象。而且我感到需要在现实中去修复这份关系,让它更为真实可靠,这样我的文字也才会更加真实可靠。

就像童年的状态一样,我对于家乡的关系是半心半意的:母亲是挣工分的社员和文盲,父亲却是中专生和工农兵大学生;我在八岁时离开山村到小镇上上学,却又在每个周末跋涉30里路回到筲箕凹,再在周日步行同样的路程回镇子去上学;十三岁我离开了家乡到市里,十七岁考上大学到省城。尽管我在大学毕业后就尝试过回乡扎根写作,最后却在旁人的偏见中落荒而逃;尽管我在“大城市、大农村”的吸引下由上研究生的上海来到了重庆,却没有真的去下乡做驻站记者。我找了一位家乡的姑娘做妻子,一再尝试把她带出来,但并不成功,在我离开重庆去更遥远的北京时,她回到了家乡,在小镇上教书,家里在路边开店。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着我与故乡的牵扯不断却又虚实难辨。

我想要有天打破这种状态,让关系变得更真实,让我的文字之中不再有心虚之处。在频繁的回乡中,我也感到家乡走到了一个城镇化的临界点上,它正在经历断裂和死亡,我需要在这个时间陪伴它,尽管除此之外我什么也做不了。于是有了后来的辞职回乡。原打算待上两三年,实际却只是一年左右,起初住在一座废弃的粮管所里,和一位唱丧歌看阴阳的“半仙”相伴,后来是在路边小店里,接触各色的乡下人,写作有关这些人的故事,“在故乡写故乡”。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和在远方写的不一样,尽管有人说距离产生美感,我却更想要真真切切触摸到的实质。我不喜欢八九十年代作家们笔下的乡村,人们关心的不是乡村自己。我也对田园牧歌、诗和远方感到陌生。这是观光者眼中的乡村。我经验中的乡村,百分之八十的时间人们在劳动,一切在劳动上生长起来,他们的人性并不比城市里的人更扭曲,但也并非更粗疏。它承担了自己的义务,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不管这种命运是什么。我想传达乡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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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录那些在大路上经过像灰尘一样的穷人,那些在山上打转没有出路的年轻人,那个在心中装满了神话和传说的妇女,那些在老去中变得陌生和失去了尊严的化石一样的老人,那位一生失败却参透了自己生死的歌郎,那些在瘫痪的床上和失明的黑暗中坚持,像绵绵青苔一样注定没有出路的受难者。我还想记录因为电站引水正在死去的河流,被杀害的动物,搬空了的房子和窗棂,我想为家乡的每一条沟每一位逝者立传。在这期间,我写下了十几篇小说,后来离开后又陆续写了一些,形成了两本关于家乡的书《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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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书在反响上是失败的,就像我回归故乡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一样。我败于世事的变迁,败于意志的不坚定,败于他人的冷眼和我的过于敏感。作品当时无法发表,我的身份成疑,没有收入。我和家乡的关系仍旧是不真实的。

当我最终仍旧回到城市,我的婚姻也终究失败了,其间还包括一次失败的打算置买土屋,在家乡真正安顿下来,从事劳作与写作的尝试。我意识到只有生活与写作合一,才是写作的真正伦理,这样写下的文字才有神性的力量。一瞬间的犹豫,一点点的无力阻止了我,使得其后的一切可能性无法展开实现。我不是现代版的陶渊明,我的家乡没有田园牧歌。我的心中从此充满了失败感,直到现在也无法抹去,此后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这种失败感之中的挣扎,想要让它变得缓和与可以承受一些,找到某种出路。

那几年我写了大量的诗歌,都是关于对故乡的负疚和失败。现实中,我并没有完全放弃和故乡联结的努力。我尽量多地回乡,有段时间和当时的女友在家乡开了一家淘宝店,替乡亲售卖山货,甚至终于在家乡买了一栋石板土房子,将它翻盖为瓦顶,还附带有几块菜地,一片树林。但装修差了最后一步,我并没有真的去住。淘宝店也失败关张了。无论我怎样尝试,其实已经无法回到故乡安顿了。

我出生的筲箕凹一天天地空落下来。曾经它非常热闹,繁衍了众多的人丁,我们同一辈的孩子逗祸(注:方言,游戏)可以组成一支部队。过年的时候吃流水席,家家轮番请客,一次要摆十几桌,酒足饭饱上了赌桌,楼上楼下要开好几局,熬得昏天黑地,却不忍心去睡,不是贪图输赢,是舍不得过年的气氛。老年人围着生得红堂堂的煤炭炉火守岁讲古,我常常在赌桌和火炉中间心思徘徊,抓住这头舍不得那头,一个人不够过两份年。

后来人们大都出门打工,平时山村就冷清了,只是过年回来陡然热闹上一番,而且是加意翻番。山村就在热闹与冷清中循环,像是得了一种打摆子病。再到后来,人开始搬走了,开始是一家一户,出去做生意,迁往远方,或者买了低山人的房子。再后来二舅家的忠表哥在镇子上买地皮起了一排房子,卖给了亲戚家好几间,院子里的几家一块搬下去了。只剩下留守的两家。再后来扶贫搬迁,村里的小学也撤了,娃儿要到镇子上读书,留守的三舅家富表哥也搬下去了。筲箕凹就只剩了三舅娘留守。二舅和三舅已经先走了,埋在坡上。大舅和大舅娘早早搬下了镇子,死在镇子上,埋在附近的山坡。我的母亲是最早离开山村和死在镇子上的,在镇子后面的山坡上已经长眠了几十年。她很想回到筲箕凹,但是出了嫁的姑娘没有回娘家安葬的道理,即使我们从小一直都住在妈妈的娘家这头。

现在三舅娘也去世了,如愿回到了筲箕凹安葬。我想自从离开山村,这是她心心念念在等着的事情。在镇子上活得更久一天,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变得少一分牢靠。因此她收起了多余的活气,有意缩短了生命最后的期限。我相信她是这样做的。

不光是我出生的山村,周边山山岭岭的住户也都在搬下镇子,已经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废弃了,院子里没有人住了,一整座山一整条沟地空落下来了。很多人死去了。我们生产队上的向家四兄弟,老大在山西的矿上死于非命,老二得尘肺病死去,老三也因为尘肺奄奄一息,长年在外飘荡,只有老四搬到县城,娶了自己曾经的长嫂,老房子就没有人了。

微信图片_20220121093821.jpg▲家乡土屋

在三舅娘的葬礼上,我见到了很多家乡的老人,他们全都搬到镇子上来了,往往是住在靠近镇子的某条沟某个旮旯里,因此平时在街上也见不到他们。他们似乎是借三舅娘的去世来亮个相,聚个会。这样的机会不多了。平时,他们几乎都是沉默的。离开了劳动和栖息的山村,他们全都成了影子一样的人,活气在他们身上消失了,只是没有三舅娘那样彻底。

镇子越来越发达,也不再是我少年时熟悉的广佛镇。平时仍然多数人在外打工,过年回来热闹上一阵。自从禁止放鞭炮,热闹也减少了,剩下的是吃饭。搬到镇子上以后,吃流水席的风俗也废止了,各家关起门来吃顿好的。再剩下的就是赌钱。赌钱成了最大的事情,形式由从前的摆天、打川牌到扎金花和搓麻将,搓麻将成了最主导的方式。

起初我回到镇子上过年,仍然参与扎金花,毕竟这是大家一起的娱乐。但是有一天,我忽然对此失去了兴趣。镇子上的玩牌和山村里不同,没有了那种气氛,只剩下输赢而已。输赢越来越大,流传着很多因为玩牌家破人亡或者反目成仇的故事。我成了看客,不合群的人,从此过年对于我成了一件尴尬事。每到年末回乡,我失去了期待的心情,只剩人情世故的压力。

倒是在遥远的异乡,和打工的亲戚朋友们相遇的时候,能够找回某种往昔的记忆。有一年我去广州,这里的罗冲围附近一个货运部里聚集了十几个老家的表兄弟和亲戚,大家打完了包之后赤着膊去街边吃烧烤,啤酒和烤串生蚝一直吃到晚上两点多,讲了很多老家人的事情,我似乎又找到了一点往昔听老年人讲古的感觉。不知道长年累月在远方的漂泊,和过年那几天回乡的热闹,哪一样是更真实的。在牌桌上如鱼得水昏天黑地的赌徒,和在货运部里汗流浃背打包的打工者,哪一种又是更真实的他们。

回到家乡却像个陌生人的我,与身处异乡找不到安顿的我,哪一个又是更真实的?自从那一次失败开始,我已经从意义的世界被放逐了。

接下来的事情,是在被放逐之后继续写作,作为某种永远也无法完成的赎还。我仍然写作家乡的人事,似乎不能写作别的,如果尝试别的就是一种亏欠。当时我很喜欢诗人雷平阳的一首诗,他说,我不是中国人,不是云南人,不是昭通人。我是昭通县下面某个乡的人。我的爱像针尖上的蜜,只够给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当时我也感到,我的文字像是针尖上的蜜,只够给家乡这么大的一块地方。

直到有一次在新书沙龙上,一个第二次参加我沙龙的女孩提问,为什么不能写外面,写现在的我们呢?我们身在异乡的漂泊,也是真实的生活呀。

我回答她说,我知道应该写,我也是一个北漂。但我还没有完成书写家乡的份额。只有把这个份额完成了,我才和家乡达成了某种和解,可以尝试写外界,写当下的我们。

这个份额并不容易完成。为了缓解焦虑,我尝试走出去,参与公益组织的田野调查,去中国各地的农村,关注更广阔的地域,更多样的人们,他们和我的乡亲是同一种人,他们生长的土地于我并不陌生。我去到沂蒙山区,看到那里沉默空落的石墙,负重的驴和清癯的土地。我去到中越边境,随装着一条假腿的乡亲走过遍布地雷的田野,感受他们重建家园的艰难。2015年,我开始了一项为期四年的乡村儿童探访计划,探访中国乡村深处的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大病孩子,以及都市边缘的流动儿童。我和同伴一起走过二十多个省份,踏入了大凉山区、十万大山、内蒙草原、南疆沙漠、琼海渔村、雪山村落、北京六环,和各种各样的儿童一起生活,记录他们的艰辛、寂静与梦想。不仅仅是我们去关注那些土地与孩子;那片土地、那些天真勇敢的心灵,也给我带来了安慰。时至今日,我格外珍惜曾经的这段回忆,即使它充满了艰辛、不便与危险。它使我对于家乡的情感,和更广阔的生活与人群联结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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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开始写作自己的经历,梳理成长的线索,试着回溯自己和家乡的关系,解开那些晦涩的情结,记忆的钉头。这些是我从前难于面对的。通过一次次地回溯和打量,进入一幅幅落满灰尘的场景,摩挲一道道心灵的褶皱,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心理的负担减轻了,故乡放过了不堪重负的我,将沉重的责罚变做了怅惘的叹息,事情变得可以承受了,当然,也永远地失落了。

这是一种失败的胜利,无奈的安慰。是火焰燃尽后的微温,炎热过后的初凉。一番自我搏斗和折磨之后,我也已快到知天命之年。

我仍然在写作乡村,也尝试描述自己漂泊的状态。家乡是一笔永远无法清偿的债务,因为你的生命由它赐予,无法剔骨还父剐肉还母。但是无法偿清也没有关系,就像母亲,家乡从一开始就原谅了你。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去。

我并不是说,这是家乡的失败。从很多方面看起来,它变得越来越好了。镇子上的生活远远胜于山村,很多人住上了近乎免费的房子,包括富表哥这样的贫困户。何况还有羊表弟这样回归山村的尝试者。失败的只是我自己,负债的也是我自己。

面对故乡,我唯一的办法是用微不足道的文字来偿还,即使注定无法还清,我也无从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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