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
一
上个月我回了一趟老家，参加三舅娘的葬礼。
虽然是疫情期间，很多人出门打工也没回来，人依旧不少，也算热热闹闹。三舅娘活了将近八十岁，比我的母亲去世晚了三十几年，也算喜丧了，我的心情却始终有些沉重。
其实从这年开头，我就知道三舅娘的日子不长了。或者说还要早，在她最终离开筲箕凹的时候。一旦离开那个山村，到了广佛镇上，她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失去了所有的活气。春节回乡，我在汉表哥的楼房里见到她的时候，她恹恹地歪在电炉子旁的沙发上，勉勉强强地认出了我，也懒于询问我的近况，对于大家的聊天完全置身事外。当时我感到，我认识的三舅娘已经死去了，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摆脱这个躯壳。我知道，她不会拖过这一年。果然她在九月份摔伤了腿，在床上拖拖拉拉了两个来月，就迎来了最终的结局。
大家似乎也在等待着这一天，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样子。丧礼上没有一个人掉眼泪，烧纸也不殷勤，转灵的人到半夜不剩两个。第二天送棺材上筲箕凹安葬，五个子女各忙各的，到了筲箕凹没人放鞭炮，落土时发现连火纸线香都忘了带，不得不临时联系人再从广佛镇买了捎上去。我感到这场葬礼有些不得体，和小时候那些虽然寒俭却隆重的丧事不一样。
随着三舅娘的逝去，我感到和故乡的血脉联系又断了一根，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根。我们两家挨着，堂屋共用一面土墙。小时候，三舅娘拿自家的窝窝头给我们吃，那时我家一年到头吃不上干饭，只有玉米糊糊掺洋芋。三舅娘和母亲的关系最亲近，有最多的话讲。当所有人在城镇化搬迁中渐次离开山村，包括年纪更大的大舅、大舅娘和二舅娘，山村空了下来，她成了最后一个留守的人。
“街上哪里有空气唦”。她说。
三舅娘是一位语言大师。她的方言灵机百变又带有某种幽默，古经轶事层出不穷。这被乡下人认为是一张“侉侉嘴”。但三舅娘也是一位劳动大师，她种黄瓜是一绝，比得上叠床架屋的森林，秋天满园垂挂的金色黄瓜像是辉煌的宫殿。她种的包包菜有脸盆那么大。她和我母亲一样会养猪，动不动四五百斤，肥到被老鼠咬缺了耳朵也懒得起身。
留守的那些年，她拖着膝盖里像是有木块的腿干农活，养猪，照顾智障的孙子。每次被接到镇子上，待不了三五天她就急着回来。那些年，我回筲箕凹的目的之一是看三舅娘。她还在这里，意味着某种东西没有彻底消失。我屡次设想过回到筲箕凹，和三舅娘同住一年半载，和她一起干农活，听鸟叫，呼吸空气，听她说话，讲故事，记录下乡村的往昔。
直到三舅娘去世，这个想法始终没有实现，似乎是有很多比这有意义的事，但那些意义似乎又是捕风捉影。三舅娘去世了，我感到某种轻松，却又带着怅惘，我的生命又轻飘了一分。
这次我还见到了智障的昆娃子，跟随三舅娘一起搬到镇子上之后，他一直闹着要回来，一天到晚不说话，即使他路都开始走不稳，没有人认为他可以在山村独自活下去。但现在他回来了，独自住在搬空了的老屋里，扶着墙壁走路，凑合着弄自己的饭菜，奶奶回来落土使他心安。我想他一定会时常蹒跚地走过屋旁的坡地，去看望埋入土中的奶奶，两个乡村的留守者用沉默对话，说着已经失传的语言。
▲三舅娘抱着孙女
在坎上的院子，二舅家的羊表弟回来搞农场，养土鸡、猪，种植魔芋。他厌倦了周而复始地出门打工，希望可以在生身之地养活自己与家庭。他的事业刚刚开头，前途未卜，在和我的交谈中，他一再希望通过我的某个朋友申请国家的魔芋种植项目补助。
二
我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有意书写故乡的人，最初的写作方向是希腊神话，唐诗，以及革命。2001年在重庆，我忽然想为故乡写点什么，既然我已经离开了这么久。忽然，我想到了写死亡。他们那些在矿难、饥荒和贫病中逝去的形象历历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个都还清晰。既然故乡将逝者的记忆保存得如此完好，既然乡亲们拥有的大多是卑微的人生，那么他们的死亡，虽然也同样卑微，好歹总是值得记上一笔吧。
写完这部书稿，我感到与故乡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成了我最可靠的写作对象。而且我感到需要在现实中去修复这份关系，让它更为真实可靠，这样我的文字也才会更加真实可靠。
就像童年的状态一样，我对于家乡的关系是半心半意的：母亲是挣工分的社员和文盲，父亲却是中专生和工农兵大学生；我在八岁时离开山村到小镇上上学，却又在每个周末跋涉30里路回到筲箕凹，再在周日步行同样的路程回镇子去上学；十三岁我离开了家乡到市里，十七岁考上大学到省城。尽管我在大学毕业后就尝试过回乡扎根写作，最后却在旁人的偏见中落荒而逃；尽管我在“大城市、大农村”的吸引下由上研究生的上海来到了重庆，却没有真的去下乡做驻站记者。我找了一位家乡的姑娘做妻子，一再尝试把她带出来，但并不成功，在我离开重庆去更遥远的北京时，她回到了家乡，在小镇上教书，家里在路边开店。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着我与故乡的牵扯不断却又虚实难辨。
我想要有天打破这种状态，让关系变得更真实，让我的文字之中不再有心虚之处。在频繁的回乡中，我也感到家乡走到了一个城镇化的临界点上，它正在经历断裂和死亡，我需要在这个时间陪伴它，尽管除此之外我什么也做不了。于是有了后来的辞职回乡。原打算待上两三年，实际却只是一年左右，起初住在一座废弃的粮管所里，和一位唱丧歌看阴阳的“半仙”相伴，后来是在路边小店里，接触各色的乡下人，写作有关这些人的故事，“在故乡写故乡”。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和在远方写的不一样，尽管有人说距离产生美感，我却更想要真真切切触摸到的实质。我不喜欢八九十年代作家们笔下的乡村，人们关心的不是乡村自己。我也对田园牧歌、诗和远方感到陌生。这是观光者眼中的乡村。我经验中的乡村，百分之八十的时间人们在劳动，一切在劳动上生长起来，他们的人性并不比城市里的人更扭曲，但也并非更粗疏。它承担了自己的义务，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不管这种命运是什么。我想传达乡村的命运。
我记录那些在大路上经过像灰尘一样的穷人，那些在山上打转没有出路的年轻人，那个在心中装满了神话和传说的妇女，那些在老去中变得陌生和失去了尊严的化石一样的老人，那位一生失败却参透了自己生死的歌郎，那些在瘫痪的床上和失明的黑暗中坚持，像绵绵青苔一样注定没有出路的受难者。我还想记录因为电站引水正在死去的河流，被杀害的动物，搬空了的房子和窗棂，我想为家乡的每一条沟每一位逝者立传。在这期间，我写下了十几篇小说，后来离开后又陆续写了一些，形成了两本关于家乡的书《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和《世界》。
这两本书在反响上是失败的，就像我回归故乡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一样。我败于世事的变迁，败于意志的不坚定，败于他人的冷眼和我的过于敏感。作品当时无法发表，我的身份成疑，没有收入。我和家乡的关系仍旧是不真实的。
当我最终仍旧回到城市，我的婚姻也终究失败了，其间还包括一次失败的打算置买土屋，在家乡真正安顿下来，从事劳作与写作的尝试。我意识到只有生活与写作合一，才是写作的真正伦理，这样写下的文字才有神性的力量。一瞬间的犹豫，一点点的无力阻止了我，使得其后的一切可能性无法展开实现。我不是现代版的陶渊明，我的家乡没有田园牧歌。我的心中从此充满了失败感，直到现在也无法抹去，此后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这种失败感之中的挣扎，想要让它变得缓和与可以承受一些，找到某种出路。
那几年我写了大量的诗歌，都是关于对故乡的负疚和失败。现实中，我并没有完全放弃和故乡联结的努力。我尽量多地回乡，有段时间和当时的女友在家乡开了一家淘宝店，替乡亲售卖山货，甚至终于在家乡买了一栋石板土房子，将它翻盖为瓦顶，还附带有几块菜地，一片树林。但装修差了最后一步，我并没有真的去住。淘宝店也失败关张了。无论我怎样尝试，其实已经无法回到故乡安顿了。
三
我出生的筲箕凹一天天地空落下来。曾经它非常热闹，繁衍了众多的人丁，我们同一辈的孩子逗祸（注：方言，游戏）可以组成一支部队。过年的时候吃流水席，家家轮番请客，一次要摆十几桌，酒足饭饱上了赌桌，楼上楼下要开好几局，熬得昏天黑地，却不忍心去睡，不是贪图输赢，是舍不得过年的气氛。老年人围着生得红堂堂的煤炭炉火守岁讲古，我常常在赌桌和火炉中间心思徘徊，抓住这头舍不得那头，一个人不够过两份年。
后来人们大都出门打工，平时山村就冷清了，只是过年回来陡然热闹上一番，而且是加意翻番。山村就在热闹与冷清中循环，像是得了一种打摆子病。再到后来，人开始搬走了，开始是一家一户，出去做生意，迁往远方，或者买了低山人的房子。再后来二舅家的忠表哥在镇子上买地皮起了一排房子，卖给了亲戚家好几间，院子里的几家一块搬下去了。只剩下留守的两家。再后来扶贫搬迁，村里的小学也撤了，娃儿要到镇子上读书，留守的三舅家富表哥也搬下去了。筲箕凹就只剩了三舅娘留守。二舅和三舅已经先走了，埋在坡上。大舅和大舅娘早早搬下了镇子，死在镇子上，埋在附近的山坡。我的母亲是最早离开山村和死在镇子上的，在镇子后面的山坡上已经长眠了几十年。她很想回到筲箕凹，但是出了嫁的姑娘没有回娘家安葬的道理，即使我们从小一直都住在妈妈的娘家这头。
现在三舅娘也去世了，如愿回到了筲箕凹安葬。我想自从离开山村，这是她心心念念在等着的事情。在镇子上活得更久一天，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变得少一分牢靠。因此她收起了多余的活气，有意缩短了生命最后的期限。我相信她是这样做的。
不光是我出生的山村，周边山山岭岭的住户也都在搬下镇子，已经修好的村村通水泥路废弃了，院子里没有人住了，一整座山一整条沟地空落下来了。很多人死去了。我们生产队上的向家四兄弟，老大在山西的矿上死于非命，老二得尘肺病死去，老三也因为尘肺奄奄一息，长年在外飘荡，只有老四搬到县城，娶了自己曾经的长嫂，老房子就没有人了。
▲家乡土屋
在三舅娘的葬礼上，我见到了很多家乡的老人，他们全都搬到镇子上来了，往往是住在靠近镇子的某条沟某个旮旯里，因此平时在街上也见不到他们。他们似乎是借三舅娘的去世来亮个相，聚个会。这样的机会不多了。平时，他们几乎都是沉默的。离开了劳动和栖息的山村，他们全都成了影子一样的人，活气在他们身上消失了，只是没有三舅娘那样彻底。
镇子越来越发达，也不再是我少年时熟悉的广佛镇。平时仍然多数人在外打工，过年回来热闹上一阵。自从禁止放鞭炮，热闹也减少了，剩下的是吃饭。搬到镇子上以后，吃流水席的风俗也废止了，各家关起门来吃顿好的。再剩下的就是赌钱。赌钱成了最大的事情，形式由从前的摆天、打川牌到扎金花和搓麻将，搓麻将成了最主导的方式。
起初我回到镇子上过年，仍然参与扎金花，毕竟这是大家一起的娱乐。但是有一天，我忽然对此失去了兴趣。镇子上的玩牌和山村里不同，没有了那种气氛，只剩下输赢而已。输赢越来越大，流传着很多因为玩牌家破人亡或者反目成仇的故事。我成了看客，不合群的人，从此过年对于我成了一件尴尬事。每到年末回乡，我失去了期待的心情，只剩人情世故的压力。
倒是在遥远的异乡，和打工的亲戚朋友们相遇的时候，能够找回某种往昔的记忆。有一年我去广州，这里的罗冲围附近一个货运部里聚集了十几个老家的表兄弟和亲戚，大家打完了包之后赤着膊去街边吃烧烤，啤酒和烤串生蚝一直吃到晚上两点多，讲了很多老家人的事情，我似乎又找到了一点往昔听老年人讲古的感觉。不知道长年累月在远方的漂泊，和过年那几天回乡的热闹，哪一样是更真实的。在牌桌上如鱼得水昏天黑地的赌徒，和在货运部里汗流浃背打包的打工者，哪一种又是更真实的他们。
回到家乡却像个陌生人的我，与身处异乡找不到安顿的我，哪一个又是更真实的？自从那一次失败开始，我已经从意义的世界被放逐了。
四
接下来的事情，是在被放逐之后继续写作，作为某种永远也无法完成的赎还。我仍然写作家乡的人事，似乎不能写作别的，如果尝试别的就是一种亏欠。当时我很喜欢诗人雷平阳的一首诗，他说，我不是中国人，不是云南人，不是昭通人。我是昭通县下面某个乡的人。我的爱像针尖上的蜜，只够给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当时我也感到，我的文字像是针尖上的蜜，只够给家乡这么大的一块地方。
直到有一次在新书沙龙上，一个第二次参加我沙龙的女孩提问，为什么不能写外面，写现在的我们呢？我们身在异乡的漂泊，也是真实的生活呀。
我回答她说，我知道应该写，我也是一个北漂。但我还没有完成书写家乡的份额。只有把这个份额完成了，我才和家乡达成了某种和解，可以尝试写外界，写当下的我们。
这个份额并不容易完成。为了缓解焦虑，我尝试走出去，参与公益组织的田野调查，去中国各地的农村，关注更广阔的地域，更多样的人们，他们和我的乡亲是同一种人，他们生长的土地于我并不陌生。我去到沂蒙山区，看到那里沉默空落的石墙，负重的驴和清癯的土地。我去到中越边境，随装着一条假腿的乡亲走过遍布地雷的田野，感受他们重建家园的艰难。2015年，我开始了一项为期四年的乡村儿童探访计划，探访中国乡村深处的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大病孩子，以及都市边缘的流动儿童。我和同伴一起走过二十多个省份，踏入了大凉山区、十万大山、内蒙草原、南疆沙漠、琼海渔村、雪山村落、北京六环，和各种各样的儿童一起生活，记录他们的艰辛、寂静与梦想。不仅仅是我们去关注那些土地与孩子；那片土地、那些天真勇敢的心灵，也给我带来了安慰。时至今日，我格外珍惜曾经的这段回忆，即使它充满了艰辛、不便与危险。它使我对于家乡的情感，和更广阔的生活与人群联结在了一起。
我也开始写作自己的经历，梳理成长的线索，试着回溯自己和家乡的关系，解开那些晦涩的情结，记忆的钉头。这些是我从前难于面对的。通过一次次地回溯和打量，进入一幅幅落满灰尘的场景，摩挲一道道心灵的褶皱，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心理的负担减轻了，故乡放过了不堪重负的我，将沉重的责罚变做了怅惘的叹息，事情变得可以承受了，当然，也永远地失落了。
这是一种失败的胜利，无奈的安慰。是火焰燃尽后的微温，炎热过后的初凉。一番自我搏斗和折磨之后，我也已快到知天命之年。
我仍然在写作乡村，也尝试描述自己漂泊的状态。家乡是一笔永远无法清偿的债务，因为你的生命由它赐予，无法剔骨还父剐肉还母。但是无法偿清也没有关系，就像母亲，家乡从一开始就原谅了你。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去。
我并不是说，这是家乡的失败。从很多方面看起来，它变得越来越好了。镇子上的生活远远胜于山村，很多人住上了近乎免费的房子，包括富表哥这样的贫困户。何况还有羊表弟这样回归山村的尝试者。失败的只是我自己，负债的也是我自己。
面对故乡，我唯一的办法是用微不足道的文字来偿还，即使注定无法还清，我也无从落叶归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