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大理11月12日消息（记者孙冰洁）“郝队长，你们稍微等一下，摘完这几个，我就过去。”
站在自家石榴地忙着摘果的正是五星村村民杨俊，50岁的他身材不高，常年干农活的皮肤有些黝黑。他麻利地从地里回来，手上拿了几个熟透的石榴，“尝尝，自家地里长的，软籽甜。”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郝天民把石榴放在手里掂了掂，个大的足有一斤重。
看着杨俊脸上的笑容，他背过身小声对记者说：“他现在的状态跟我初次见他，判若两人。”
“桃花源”里的贫困村
从滇西大理州府所在的下关镇出发，开车沿洱海的湖岸线往东绕行，在快要接近双廊镇时，不进镇上，沿山上的S型小道连续爬升一个多小时，直到树林消失，一座座二层小楼显现出来，翻新的墙面上出现清晰可见的“精准脱贫”标语——五星村到了。
五星村村容（央广网记者 孙冰洁 摄）
身材高大、一身T恤加运动裤打扮的郝天民等候在路边，他是五星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两年前，原在大理州旅游开发区管委会任职的他来到五星村，正式接过了驻村扶贫工作的接力棒。
“比刚来时瘦了，头发也白了不少。”这是郝天民周围的同事聊起他时经常谈到的一句话。
郝天民（左）与五星村的贫困户交流（央广网记者 孙冰洁 摄）
“我得赶紧看看今天要入户的资料。”来不及寒暄，郝天民便匆匆回到位于村委会的办公桌前，打开存在桌面上的贫困户文件夹，今天是工作队入户核查的日子，出发前他要再确认一下要去的几户家里目前存在的一些情况，马上要去的杨俊家就有一桩急事等着他解决。
杨俊，是郝天民初次接触扶贫工作后在五星村走访的第一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他的手机相册里，至今都保存着一张摄于四年前的照片：照片中身材不高、瘦弱的杨俊与两岁的儿子站在一栋茅草做顶、年久失修的土坯房前，眼神黯淡。郝天民记得初到杨俊家那天正下着雨，冬天的云南室内寒冷，杨俊和两个孩子围在火塘边烤火，锅里煮了一点小芋头。杨俊一直背着手缩在灶膛前：“不敢拿出来招待，害羞。”
当时郝天民试图向杨俊了解一下情况，“但感觉他整个人都没什么活力，也不愿意说话，我心想这可咋办。”郝天民的初次扶贫就开了个不怎么顺利的头。
扶贫是郝天民这几年工作的主旋律。他在村委会有个办公室，墙角立着一个柜子，里面放满了关于扶贫的各类报表、救助材料以及贫困户子女的就学信息、农村危房改造等资料。2014年开始，村里按照上级要求对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此后，村委会的办公室就被这些文件夹“攻占”了。五星村的村干部一共4人，加上3个驻村工作队员，村里能抽调出的人手共7人。那两年，他们常常忙到夜里一两点，才有了现在这些记述巨细无遗的扶贫资料。
平常大多数时候，这座位于山中的村子安安静静，和山下环绕洱海、店铺林立的村子形成鲜明的反差。地处我国边境县和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滇西边境山区，大理的五星村、石块村等一直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山水带来的旅游福利没有辐射到这里，五星村全村622人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近200名，占全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跟村民们吃住在一起泡了两年，郝天民逐渐明白，扶贫工作只能脚踏实地慢慢来。
“我们这是地处偏远，山高谷深，穷！”本地人在解释这里为什么贫困时，经常会用这句话来概述。在2012年底通往五星村的公路还没修好前，要靠马驮着粮食，走上两天才能到山下的镇上，“一次只能驮一百来斤，要把粮食瓜果一趟趟运出去卖，这其中的劳力成本你算算？”
聊到此处，一旁的郝天民刚送到嘴边的水杯停顿了一下，他看了一眼远处的山，一口将杯里剩下的水一饮而尽。“走，去杨俊家看看。”
从万念俱灰到种植大户：杨俊脱贫记
杨俊在石榴地里采摘石榴（央广网记者 孙冰洁 摄）
“老杨在家吗？”
郝天民站在院子里，熟络地朝一边不远的地里扯着嗓子喊。
“他不是在家里，准是在地里。”频繁入户让郝天民对杨俊的行踪了然于心。
听到郝天民的呼唤，正在地里的杨俊立马放下了手头的活，回到小院，把几个刚摘下来的石榴塞到郝天民手里，又急忙搬出板凳，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
这种态度和郝天民初见他时形成鲜明的反差。“我头回去他家时，他就差没拿笤帚赶我了。”郝天民半开玩笑地回头看了杨俊一眼。杨俊抱歉地笑了笑，又招呼郝天民：“来，尝尝石榴，今年的格外甜。”
郝天民所说的那段时间，正是杨俊记忆里“最灰暗”的日子，日后在郝天民一次又一次的上门探访中，关于杨俊的故事才渐渐明晰：他原本就家境不太好，母亲有病，自己到快四十岁才娶到一个改嫁过来的媳妇。妻子嫁过来后的几年间，因为生病、看病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钱，到第四年，“吃不了苦”的妻子带走了家里所剩不多的积蓄后杳无音信，留下了一对儿女。大女儿上中学要用钱，小儿子才四岁正需要父母在身边照顾。没多少文化的杨俊赚钱的手段不多，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多承包土地种地。而前者需要离家，后者需要人手，两个条件他都不具备，生活的重压令这个正值壮年的男子一筹莫展。“家里只有几亩薄田，种点玉米和蔬菜仅够糊口。我那时候真的可以说是万念俱灰，干什么都提不起劲，甚至想过就这么混日子算了，混到哪天是哪天。”
郝天民此时的出现可谓正逢其时。他想给杨俊的不仅仅是直接帮扶，更是一种长远的脱贫思路。从外到内，循序渐进地把杨俊“扶上马、送一程”。
帮扶从改变杨俊家的居住环境着手。2016年，郝天民为杨俊申请了住房改造经费，杨俊家原本那座“下雨时需要拿脸盆接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被推倒，在原址上建成了一座全新的四间大瓦房。
杨俊还记得，新房落成那天，他买了一大串鞭炮，郝天民和平时不怎么来往的街坊四邻都聚集在他家门口，大女儿终于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看着小儿子在房前屋后快乐地奔跑，眼眶止不住地发酸。
住进来后，杨俊每天都要把屋檐下的平台打扫得干干净净，摆上桌椅和瓜果，“门面就像是脸面，不能丢脸。”
杨俊家的老房子（受访者供图）与新房子（央广网记者 孙冰洁 摄）
新房子有了，杨俊的精气神也上来了，在郝天民和村委会的帮助下，他先后种了8亩石榴和5亩桑树，又买了1头牛，喂了5头猪。
回忆这几年的经历，杨俊有时会陷入沉思，望着远方的山林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如果没有这个政策的帮扶，我不会有今天的日子。但是不能只靠帮扶，自己也要下苦力去把生活搞起来。”
杨俊说，这些想法上的转变是郝天民常年来家里坐坐带来的潜移默化的结果。过去的几年里，他已经记不清郝天民来过几次。有时是来摸底排查，有时是来宣讲政策，但大多数时候就像是到老乡家串门，聊聊天，就是在这样一来二往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建立起信任感，这个不善言辞的庄稼汉子开始向他倾吐一些心事，也慢慢地开始接受他的一些建议。比如，一定要让孩子读书，供孩子上学。
在杨俊家门旁贴的一张《2019年家庭收支明白卡》上，对这个三口之家如今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收入明细有着详尽的统计，这一年，他们一家的全年总收入为21769.98元，达到了大理州现行脱贫标准，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大山深处的回响：山货打开新销路
在杨俊脱贫的同一年年底，大理市下辖的五星、石块、伙山三个山区村寨也正式脱贫摘帽，退出了贫困村行列，但“脱贫不脱钩”，从州到县的扶贫工作依然在继续。
在杨俊等贫困户看似线形的脱贫故事背后，其实是一整套政策铺排。以五星村为例，作为大理州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首先是大理州的“四班子”（即州党委、州人大、州政府和州政协四个领导班子）主要领导直接挂钩深度贫困乡镇的脱贫攻坚工作；到县一级，则实行县级领导挂片联乡包村和部门包村机制，所谓“挂包”不是单纯挂个名字就行了。郝天民所在的大理州旅游管委会就有专门挂钩的乡镇，几乎每个职工在村里都有挂包的贫困户，一般是一人挂5户，平时贫困户家里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都需要挂包人负责沟通协调，解决不了的要向上级反映。“有时候贫困户家里遭了灾、生了病，或者农产品滞销了，干部职工帮忙解决是常有的事。”
10月的五星村正逢石榴成熟季。今年石榴长势不错，个大籽满，在杨俊家的地里，随便掰开一个，都能见到红如玛瑙的果实。如果按照往年的行情，这样的石榴从不愁卖。但疫情多多少少还是冲击了这个偏远的山村，由于出口不畅，批发商也减少了进山收购的频次。杨俊正发愁石榴卖不上好价钱，郝天民这几天也在为这件事奔忙。
“我们村有几个老乡，还有一些石榴没卖出去，能不能来帮帮忙？”
听说杨俊家的石榴销售受阻，当天下午，郝天民就打电话联系了几个熟识的批发商，并召集了村里几个做电商的年轻人。
“你们能开的最高价是多少？”听着批发商和杨俊等种植户在一旁迟迟为定价不能达成一致时，原本在一旁没发话的郝天民提高了嗓门。
全场沉默了一下，郝天民接着又说：“能不能以不低于批发价的价格把这批货卖出去，至少也要让辛苦了一年的乡亲们做到保本。”
听到这句话，原本一筹莫展的杨俊眼睛里渐渐有了光彩。
最终，生意谈妥了。
当天下午，郝天民和做电商的刘成就把杨俊家新摘的几百个石榴拉到了储藏室，分拣、打包，以高于市场价的定价在网上销售，“4-5块钱一斤，比批发收购的3块钱均价高了这么多，真是想不到啊。”杨俊不住地感叹。
等卖完了这批石榴，杨俊打算给孩子买身新衣服，再带他们到洱海边玩一玩，孩子长了这么大，他们还没有机会去一趟游乐场，而这在过去的杨俊眼里，“想都不敢想”。
电商在打包要发货的石榴（央广网记者 孙冰洁 摄）
为了让五星村的石榴产业发展壮大，村里特意在村委会旁专门设置了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站，配备了电脑与储藏室，供电商们使用。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战胜贫困的方案则有千万种。”郝天民始终坚信这一点，时值十一月，距脱贫攻坚整体收官只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对于已经提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五星村来说，脱贫还只是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最近，他正琢磨着怎么做直播，对这个已经年过五十的男人来说，直播对他还是件新鲜事，而为了给杨俊等更多的老乡销售出更多农产品，他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从长远来看，要想摆脱困境，村民们还得靠这一方水土。五星村的生物资源丰富，物产很多，关键是怎么盘活，要想办法激活村庄。因为对村民来说，以更好的产品与外面的市场进行交换，获取回报，村庄才可能赢得持久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郝天民说。
